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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蜡树记事
作者:谢明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275  更新时间:2021-09-09  【字体:

    有朋友来乡下老家,对房前那棵树很是感兴趣,问是啥树。我说是茶蜡树。茶蜡树是啥子树?做啥用的?为啥远近只有这一棵?一连串看似简单的问题,我却难以答得清楚。闲暇时,便梳理了一下有关这棵树的记忆,既为问者解惑,更为答者记事。

                                                                                 ——题记

    (一)茶蜡树

    茶蜡树本名应叫白蜡树,木犀科落叶乔木,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甚广。在老家通江县空山坝都习惯称之为茶蜡树,在此也就沿用了。

 

    老家种植茶蜡树的历史已无从考证。大集体生产时期,每到春季,村民就要在茶蜡树的枝丫上“拴虫子”。这虫子就是白蜡虫的雌虫,一种红褐色带硬壳的圆球状介壳虫,用棕叶或谷草绑在枝条上。虫子在茶蜡树上产卵,4-5月份卵孵化为幼虫。约20天后,蜕皮的2龄雄幼虫在枝条上分泌一种白色的蜡状物质,即是白蜡。9月中下旬,满树的枝条几乎都成了白色,就将枝条砍下采收白蜡。在我记忆中,还和大人们一起,将枝条上的白蜡用手剥下来,再后来怎么加工,就不记得了。当时,白蜡是生产队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临近包产到户,不再拴虫子种白蜡,茶蜡树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被大量砍掉当烧柴,几乎就绝迹了。

    我要记述的这棵茶蜡树却得以幸存保留至今。这棵茶蜡树距今大概有近百年的树龄,因过去拴虫子年年修剪,只留了约两米高的树干,胸径也不过20来公分,长得并不算高大壮观。停种白蜡后,才逐渐长出了树冠。四周并无其他树木与之争夺阳光养份,任其自然生长,树冠呈伞状撑开,倒也很是入眼。也或许是这个原因,才得以免却刀斧之祸、薪柴之途。

    百年风雨树犹在,世事沧桑多变迁。茶蜡树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化,讲述着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

    (二)茶蜡树上的窝棚

    数十年前,这里是一个既偏辟又荒凉的地方,土地贫瘠,主要靠种植包谷和洋芋作口粮。那时人户比现在少许多,常有野兽出没。尤其是野猪和猴子特别多,猴子白天来,野猪晚上去,到地里糟践庄稼。每到粮食即将成熟的季节,村民就要昼夜守护庄稼地,称之为“守号”。即使在晚上,也要隔一会儿吹号筒、敲瓷盆,整出点动静。一旦失守,一年的辛劳就会葬送到野兽口里。因出产不丰,只有靠广种薄收增加收成,一家人时常要分散到几处值守,便有了民谣:“高高山上没搞头,又出野猪又出猴;要想夫妻同床睡,只等包谷收上楼。”

    据父辈们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棵茶蜡树曾经是一处“守号”的据点,“守号”的窝棚就搭建在茶蜡树上。树上搭窝棚是最常用的方式,既可登高望远便于观察,又能避开地面的蛇虫与潮湿。几根木杆架在树杈上,铺上一层带叶的枝丫,上面再搭个能遮雨的棚子,条件相当艰苦,并不同于现在的林间小木屋那般别致,那般有情调。即便如此,每年也得在窝棚里住上一两个月。

 

    (三)房侧的茶蜡树

    五十年前,父母在茶蜡树旁边一片荒草地上,搭建起两间茅草房,开启了他们白手创建家业的历程。

    母亲十多岁被抱养给一家亲戚,成年后父亲入赘到家。那是邻省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也是住的茅草房,而且曾经遭受过一次火灾。茅草房与火相遇是什么后果,无需多述。更可怕的还不是火灾,是母亲的养父比火还爆的脾气,对父母非打即骂,一家人难得有安宁的日子。父母不堪忍受,几年后分家独自借住到生产队的养猪场。缺衣少食,居无定所,实在熬不下去了,于是留下仅三岁的大姐同老人生活,带上才几个月的二姐搬回父亲原籍,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回来在祖父母的老屋暂住了几月后,这两间茅草房就成了他们的新家。这也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

    茶蜡树就在这个新家的右侧方。这片区域有了人烟活动,野兽不再似以前那般猖狂,茶蜡树上也不再搭窝棚。

    此处居住三年后,我就在这茅草房里来到人世。关于茅草房和茶蜡树的记忆不多,甚至有些模糊,但也还有一些零星的片断残存。

    还记得某个早上,我醒来后找不到父母。于是光着身子爬下床,拍打着紧扣的柴门哭叫。憋不住的尿就流在脚下的泥巴地面上,在凹坑里汇成一滩。此时父母正在远处地里做农活,听不见我的哭叫。哭得久了也累,更无聊,于是就用赤脚踩地上的尿泥,刺溜刺溜地感觉很滑爽,也很有趣,便忘记了哭叫,直到母亲回来煮早饭。

    还记得某个晚上,天已黑了许久,一早就出门运送公粮的父母还没回来。我和二姐独自在家,留给我们的食物早已吃光。我哭着喊饿,哭着找娘。二姐哄我不要哭,哄不住了就跟着一起哭。与茅草房一壁之隔的猪圈里,一天没有喂食的两头猪也叫得正欢,那叫声比我们的哭声更响亮。它们不仅叫,还用嘴把木板圈门撞得哐哐地响。透过“垛木光”(用林料横竖交错垒成简易木屋)墙壁的缝隙,看到它们把空空的木猪食槽来回掀动,在“垛木光”墙壁上又啃又拱。我吓得缩在火塘的墙角,真害怕猪掀跨了这房子,害怕猪从“垛木光”的缝隙钻过来吃了我。饥饿,恐惧,哭声,猪叫声,门板撞击声,啃噬木头声,虽很杂乱,也能催眠。一觉醒来,我已躺在父亲的怀里,母亲正张罗着晚饭。

    我四岁时,二姐能爬到茶蜡树上去。我也曾试图爬上去,但终究还是不行,只能羡慕地看着她在树上炫耀。

    那一年,父母张罗着做瓦,这是改善住房前期的大事。当时,全村也就十多户人家住瓦房,住上瓦房是大多数农家的首要目标。

    父母更加忙碌了。请瓦匠,挖泥,踩泥,做瓦坯,砍柴,烧瓦,出窑,一道道工序紧张而有序。当然,这些都是抽空闲或请假做,主要精力还是上生产队出工种地。

    做瓦的过程,于孩童倒是有不少乐趣。看到瓦匠师傅把一地泥巴变成高大的泥山,再变成四棱四方的泥墙,再变成圆圆的瓦桶,再变成薄薄的瓦片,很是好奇,也总想动手尝试,但常常招来瓦匠师傅的呵斥。这不要紧,泥巴却是可以尽兴地耍。

    做瓦除了费力费心,最担心的是天气突变。白雨(阵雨),大雨,暴雨,对正在做瓦的人家都是灾难。每次大雨将至,就会发动一场“抢桶子”的突击战。左邻右舍,大人小孩,只要拿得动一个瓦桶的都会出动,将晒在地上的瓦桶泥坯搬到能避雨的干处。但还没有变硬的那部分瓦桶无法搬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雨淋倒,淋垮,再次变回一堆稀泥。如果雨来得太急促,或“抢桶子”的人手不足,也会有部分干硬的桶坯被淋坏。记得我家也遭受过几次这样的损失,每次母亲都会伤心大哭一场。

    瓦匠一边做瓦坯,父母就一边抽空砍烧瓦的柴。这柴有专用名称,叫“瓦窑柴”,连枝带叶,捆成一捆一捆地。

    烧瓦是个技术活,全靠掌窑师傅看火侯。火嫩了,烧不过堂,比泥坯好不了多少;火老了,瓦就变形,虽坚硬如铁,却也成了废品。我家其中一窑瓦就有部分烧成了坚硬但无用的“猪耳朵片片”。

    烧瓦对小孩最有吸引力的就是看“提青火”,因为看起来有些许神秘。窑内的瓦坯煅烧到一定程度,就将窑口用泥土覆盖,这叫“演毛火”。再继续煅烧一段时间,将覆盖的泥土掏几个洞,然后在洞上点火。只要能燃起火焰,瓦坯也就煅烧得差不多了。掌窑师傅就是根据火焰的颜色、燃烧程度来判断火侯。

    烧过两窑瓦,我已经五岁。

    父亲在林子里砍伐了一些木料,运回来后一部分架在茶蜡树上晾干。顺着木料搭建的桥梁,我有时会爬到茶蜡树上,尽管会遭到大人的呵斥制止。

    家里陆续来了木匠、土匠,开始建新房了。建房的方案是紧挨着茅草房,筑两大间土墙(坯)房,用烧制的青瓦盖顶。这对经济拮据的家庭,是从茅草房过渡到瓦房的最优方案——花费最少,用时最短,省去了木架子房后期装修的耗费、工期及麻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修木架子房要耗费更多的木材,树木都是集体所有,大队不给批手续。即使修土墙房所用的这些木料,也是父亲费了不少口舌,交了一笔不菲的山价款换来的。

    修建土墙房也怕下雨,选择好天时尤为重要。那年代啥都匮乏,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彩条布、薄膜之类的防水材料。若建修中途碰上雨天,只能用茅草做成的“茅扇”遮盖,效果却不佳,轻则泥墙倒塌,重则伤及人命。当地就曾有过这样的惨例。

    幸好,我家修房碰上了好天时,连续半个月的晴天,两间“丈八顶九”的土墙房已是平地而起。就在“齐檐短水”(房屋顶盖完工)的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多年后母亲时常说起这段“好运气”,我便记住了。

    那个雨天,我们一家四口搬进了新房。

    (四)房后的茶蜡树

    这时的茶蜡树,已在新房的后面。

    说是新房,其实还只是顶上有瓦盖、四周有墙壁的土堆,门、窗、楼、干壁(隔断)都还没有,满屋都是一股泥土的腥气。

    对当时的父母来说,能有这样一座新房,已是了不起的成就。毕竟,大多数人家还住在茅草房里,哪怕是土墙的瓦房,也比茅草房好上十倍不止。

    那几年里,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劲风也逐渐吹进了这个深山小村。在今天看来,这场伟大的变革无疑改革变了国家的命运前途。但在当时,首先改变的是农民自身的生活境况。

    父母的勤苦耐劳在乡邻间本就颇有口碑,包干到户后更是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用起早贪黑、顶风冒雨来描述他们的劳作,已不是修饰,更不是夸张,而就是事实。多少个晚上,他们借着月光给包谷地薅二道草,直到半夜三更;多少个雨天,他们在山林里采荃菜、找药材,一身湿透,只为增加一点收入;多少个盛夏,母亲中暑倒在地里,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勤劳换来了回报,从此以后,虽是粗粮糙饭,我们再也没饿过肚子,偶尔还能接济一下更困难的人家。

    接下来的几年里,便常有各色匠人到家里做工:改木料,铺木楼,打干壁,做门窗,做家具。技术含量不高的活路,多是由父亲自己做,比如编竹楼、上细泥。土墙房建好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需要抹上一层用麦草渣拌和的细泥,这样看上去耐看一些,也能糊住土墙干裂收缩产生的大裂缝。父亲做这些就有些毛糙,仅在屋内楼层以下及面壁部分地方胡乱抹了一下,好不好看也就不顾及了,母亲也因此常常数落这事。

    几年后,又在土墙房两侧分别扩建了一间木架子的“转角”和一间“小二间”。转角就成了日常起居的火房、厨房,而“小二间”一直没有装修使用,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直到拆除。

    慢慢地,这家也终于像个家了。

    我七岁时,该上小学了,那年村上的学校却不招生。于是在这土墙房里,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父亲上过一年私塾,又上过几年小学,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大学》《中庸》之类的旧书,也会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先一年已上学的二姐的课本就是识字教材,洋芋、红苕、包谷、核桃、板栗就是学算术的教具。

    到我八岁正式入学时,一年级的课本除拼音外,汉字已能全部认过,100以内的加减法也会了。因为父亲的启蒙教学不是按教材的进度来的,而是尽他所能,尽我所需,在这个阶段该学的拼音还没会,不该学的乘除法倒是会了一点。

    我的童年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流逝。茶蜡树上读书、玩耍,茶蜡树下放牛、嬉闹。农家孩子的童年不仅只有上学和玩耍那么单调,还有煮饭、洗碗、砍柴、扯猪草这些杂事,还有庄稼地里除了耕地外的所有大人干的那些农活,还有四山遍野采荃菜、找药材凡是能挣到钱的种种。粗略算一下,我找过的药材有十几种。

    童年的辛劳其实也不算多大一回事,甚至会成为往后一生的宝贵财富。我的童年却多了一段不愿触及的伤痛。

    我小学毕业那年,患有心脏病的二姐离开了人世。这对我们一家的打击是空前的。母亲哭得几次晕厥过去,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父亲失声痛哭。从那以后,母亲便经常犯“气毛病”,父亲也常在不经意间一声哀叹,半年间满头的黑发变成了白色。

    十几岁的我还不知道怎么从言语上去安慰他们,只默默用行动为他们分担一些负担。凡是家里地里的活路,我都全力去做,甚至有些已超越了我的年龄和体力承受的范围。至于学习上的事,根本不需要他们操心。因为我想,只有用自己的出息,或许才能聊以慰藉他们饱经磨难的身心。一段时间里,我也倒是真成了当地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上初中后,我学会了做笛子、吹笛子。父亲砍回来一大堆木竹子,原本计划用来编那间空置的“小二间”尖壁,却不知何故一直没有编。我就从那堆竹子里选取合适的来做笛子。一支不满意,就重新做一支,前后也不知做过多少支,反正一堆竹子里可选用的都用完了。

    暑期的傍晚,我时常爬上茶蜡树,坐在树杈上,反复吹奏那几首熟悉的歌曲。有时,也随心所欲地吹奏一些杂乱的音符。吹得无聊,就靠在树上,仰望头顶的星空,眺望远处的群山,憧憬不可知的未来……

    (五)房前的茶蜡树

   读高中,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与茶蜡树相伴的时日愈来愈少,每次回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始终是它的身影。

 

    时光易逝,岁月沧桑。树还是那棵树,并不见它老去多少。而人却在生老病死,更迭变换。当年在树旁搭建茅屋的父母已悄然老去,茅屋内出生的我也已人到中年。

    这些年,随着工作地点变换,几经周折,最终在巴城落脚。

    乡下左近的邻居都陆续将原来的瓦房作了改建,拆除木板壁或推倒土墙壁,换上红砖墙,安上玻璃窗,铺上水泥地。当然,也有经济宽裕者直接另修了砖混的新房。

    我家的老房却面貌依旧。父母年近耄耋,已无力再去操心这些事了。而我,由于精力和财力所限,对乡下的老屋,对住在老屋的父母也疏于看顾。从内心深处,更有将来要彻底离开这个地方的打算。

    要舍却这个父母一辈子苦心经营的家,父母心里那道坎是必须要过的。与他们说过几回,搬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他们坚持要住在乡下,至少再住上几年。

    那时的交通条件依然很差,从城里到老家正常情况下要6个多小时车程,中途还得换乘两次车。每逢节假日回乡下老家,让我们一家深受其苦,深受其累。

    也许是不忍看着我们往返城里与乡间的苦累,也许是意识到终将有一天不得不随我们一起生活,父母终于答应进城。

    进城那段时间里,父母不再为包谷栽密了洋芋种稀了而争吵,不再为猪狗鸡猫的吃食而忙碌,不再为天干雨霖的天气而忧虑,不再为烧柴用水的琐事而愁闷。

    或许在年轻一辈看来,这是老有所养本该有的状态。然而,时日渐久,问题也就出来了。

    父母在城里没有熟人,又不会打牌下棋跳广场舞之类的娱乐消遣,除了天晴到外边转一转,大多数时间就呆在家里。坐在沙发看电视,要不了三五分钟就昏昏睡去。晚上却总是睡不着,一者白天睡得多了,二者不习惯城市各种喧嚣嘈杂。母亲用惯了乡里的柴火铁罐,对电器燃气也总是显得茫然无措。

    虽然他们手上的老茧在逐渐退去,但精神状态反而不如从前。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乡里那个家的牵挂。下雨天房子是不是漏了,老鼠会不会把屋里的铺盖咬烂,可惜山上的板栗捡不成了,过年也吃不上自家的猪肉了……

    临近春节,父亲的手臂不能活动,肩膀肿痛,吃饭穿衣都很困难。去医院一查,是滑膜炎。一生辛劳的他在劳累时很少生病,现在闲下来却又有了病痛。

    开春后,天气渐暧,父亲病痛也已好转,他们提出想回老家住段时间。我把他们送回乡下,只带了几件随身衣物,说好过不久就接他们回城。

    后来回城的事却一拖再拖,他们说干脆等过了热天再进城,城里太热,正好山上凉快。

    回到乡下,已错过了栽种包谷洋芋的季节,他们种了一些蔬菜,陆续又养起了猪鸡猫狗。再叫他们进城,就有了太多牵绊,又脱不开身了。

    借助脱贫攻坚的强劲春风,农村公路硬化开始向边远末稍延伸。经过我家的公路也硬化了,就从茶腊树下过。

    通了水泥路,交通大大改善,我回乡下的时候也就多一些。每次回去,看到父母整天忙忙碌碌,手上又长起了老茧,还有大大小小皴裂的口子,而精神状态似乎比在城里时更好。

    沉下心来,我就思考这样的问题:年迈的父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哪种方式更适合他们安享晚年?原以为从乡里搬到城市,让他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是儿女能给予父母最大的孝敬。而事实似乎并不如此。或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充实,或许团转四邻相互串门“打广子”的融洽,或许一生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或许乡村天宽地广无拘无束的环境,这些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据我所知,像我父母一样跟子女进城后因不能适应,去而复返的并不是个例。乡村的一切已经融入他们这一代人的血脉和生命,再也无法轻易地割舍。不要用宿命论归结为他们命该如此,只是一生的习惯已成为不易逆转的规律,而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改变或替代。

    而且,每年有数以千计来自重庆、成都和周边城市的退休老人,都会在夏季来到我们这个山乡度假避暑,“通江空山坝”已成了巴中一张康养胜地的名片。他们本是城里人,却宁愿舍弃城市生活住到乡村来,那本就是山里人的我们,又何必舍本逐末?

    从城市再回农村,若论生活条件,或许是一种退却,而论环境心境,又何偿不可视作一种“进”?

    于是,我不再为父母不肯进城而纠结。甚至,开始思考自己退休之后,是不是该重返乡村,或许这才是晚年最好的归宿。

    然而,过于简陋的住房条件却是必须面对的难题。虽然父母一再说不知他们还能住多少年,能将就就行。其实我明白,父母是因为这些年见我已被几次置房拖累得财尽力竭,不想再给我增加压力和负担。我从他们对邻家改建或新建住房的赞叹中,深知他们对住上舒适房子的期盼。而且,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将就着度过余生。

    原有房屋基础太差,已没有改建的必要,新建是唯一的选择。建房过程的艰辛无需赘述,经历过的自然能够体会。若干年后,我会给后辈说,这房子是我自己设计的,这顶盖是我自己动手弄的,这栏杆是我自己买模具做的,这前后院坝和水泥路是我自己铺的,这花草树木是我自己从山上挖来栽的……虽楚酸,却也自豪!

    最值得欣慰的是,我看到了父母的舒心愉悦。

    如今,茶蜡树又到了房子的前面。新房的坐向由原来的坐南朝北改为坐北向南,更显向阳一些。

    房子上装了摄像头,在城里可随时看到父母的活动。套用个时髦的字眼,也算是我们在外打拼的晚辈对留守老人的“云守望”吧。

    当然,我也能看到房前那棵茶蜡树。

 

 


 
责任编辑:赵越 审核:唐培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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