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蜡树记事
有朋友来乡下老家，对房前那棵树很是感兴趣，问是啥树。我说是茶蜡树。茶蜡树是啥子树？做啥用的？为啥远近只有这一棵？一连串看似简单的问题，我却难以答得清楚。闲暇时，便梳理了一下有关这棵树的记忆，既为问者解惑，更为答者记事。
——题记
（一）茶蜡树
茶蜡树本名应叫白蜡树，木犀科落叶乔木，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甚广。在老家通江县空山坝都习惯称之为茶蜡树，在此也就沿用了。
老家种植茶蜡树的历史已无从考证。大集体生产时期，每到春季，村民就要在茶蜡树的枝丫上“拴虫子”。这虫子就是白蜡虫的雌虫，一种红褐色带硬壳的圆球状介壳虫，用棕叶或谷草绑在枝条上。虫子在茶蜡树上产卵，4-5月份卵孵化为幼虫。约20天后，蜕皮的2龄雄幼虫在枝条上分泌一种白色的蜡状物质，即是白蜡。9月中下旬，满树的枝条几乎都成了白色，就将枝条砍下采收白蜡。在我记忆中，还和大人们一起，将枝条上的白蜡用手剥下来，再后来怎么加工，就不记得了。当时，白蜡是生产队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临近包产到户，不再拴虫子种白蜡，茶蜡树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被大量砍掉当烧柴，几乎就绝迹了。
我要记述的这棵茶蜡树却得以幸存保留至今。这棵茶蜡树距今大概有近百年的树龄，因过去拴虫子年年修剪，只留了约两米高的树干，胸径也不过20来公分，长得并不算高大壮观。停种白蜡后，才逐渐长出了树冠。四周并无其他树木与之争夺阳光养份，任其自然生长，树冠呈伞状撑开，倒也很是入眼。也或许是这个原因，才得以免却刀斧之祸、薪柴之途。
百年风雨树犹在，世事沧桑多变迁。茶蜡树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化，讲述着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
（二）茶蜡树上的窝棚
数十年前，这里是一个既偏辟又荒凉的地方，土地贫瘠，主要靠种植包谷和洋芋作口粮。那时人户比现在少许多，常有野兽出没。尤其是野猪和猴子特别多，猴子白天来，野猪晚上去，到地里糟践庄稼。每到粮食即将成熟的季节，村民就要昼夜守护庄稼地，称之为“守号”。即使在晚上，也要隔一会儿吹号筒、敲瓷盆，整出点动静。一旦失守，一年的辛劳就会葬送到野兽口里。因出产不丰，只有靠广种薄收增加收成，一家人时常要分散到几处值守，便有了民谣：“高高山上没搞头，又出野猪又出猴；要想夫妻同床睡，只等包谷收上楼。”
据父辈们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棵茶蜡树曾经是一处“守号”的据点，“守号”的窝棚就搭建在茶蜡树上。树上搭窝棚是最常用的方式，既可登高望远便于观察，又能避开地面的蛇虫与潮湿。几根木杆架在树杈上，铺上一层带叶的枝丫，上面再搭个能遮雨的棚子，条件相当艰苦，并不同于现在的林间小木屋那般别致，那般有情调。即便如此，每年也得在窝棚里住上一两个月。
（三）房侧的茶蜡树
五十年前，父母在茶蜡树旁边一片荒草地上，搭建起两间茅草房，开启了他们白手创建家业的历程。
母亲十多岁被抱养给一家亲戚，成年后父亲入赘到家。那是邻省的一个偏僻山沟里，也是住的茅草房，而且曾经遭受过一次火灾。茅草房与火相遇是什么后果，无需多述。更可怕的还不是火灾，是母亲的养父比火还爆的脾气，对父母非打即骂，一家人难得有安宁的日子。父母不堪忍受，几年后分家独自借住到生产队的养猪场。缺衣少食，居无定所，实在熬不下去了，于是留下仅三岁的大姐同老人生活，带上才几个月的二姐搬回父亲原籍，也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回来在祖父母的老屋暂住了几月后，这两间茅草房就成了他们的新家。这也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
茶蜡树就在这个新家的右侧方。这片区域有了人烟活动，野兽不再似以前那般猖狂，茶蜡树上也不再搭窝棚。
此处居住三年后，我就在这茅草房里来到人世。关于茅草房和茶蜡树的记忆不多，甚至有些模糊，但也还有一些零星的片断残存。
还记得某个早上，我醒来后找不到父母。于是光着身子爬下床，拍打着紧扣的柴门哭叫。憋不住的尿就流在脚下的泥巴地面上，在凹坑里汇成一滩。此时父母正在远处地里做农活，听不见我的哭叫。哭得久了也累，更无聊，于是就用赤脚踩地上的尿泥，刺溜刺溜地感觉很滑爽，也很有趣，便忘记了哭叫，直到母亲回来煮早饭。
还记得某个晚上，天已黑了许久，一早就出门运送公粮的父母还没回来。我和二姐独自在家，留给我们的食物早已吃光。我哭着喊饿，哭着找娘。二姐哄我不要哭，哄不住了就跟着一起哭。与茅草房一壁之隔的猪圈里，一天没有喂食的两头猪也叫得正欢，那叫声比我们的哭声更响亮。它们不仅叫，还用嘴把木板圈门撞得哐哐地响。透过“垛木光”（用林料横竖交错垒成简易木屋）墙壁的缝隙，看到它们把空空的木猪食槽来回掀动，在“垛木光”墙壁上又啃又拱。我吓得缩在火塘的墙角，真害怕猪掀跨了这房子，害怕猪从“垛木光”的缝隙钻过来吃了我。饥饿，恐惧，哭声，猪叫声，门板撞击声，啃噬木头声，虽很杂乱，也能催眠。一觉醒来，我已躺在父亲的怀里，母亲正张罗着晚饭。
我四岁时，二姐能爬到茶蜡树上去。我也曾试图爬上去，但终究还是不行，只能羡慕地看着她在树上炫耀。
那一年，父母张罗着做瓦，这是改善住房前期的大事。当时，全村也就十多户人家住瓦房，住上瓦房是大多数农家的首要目标。
父母更加忙碌了。请瓦匠，挖泥，踩泥，做瓦坯，砍柴，烧瓦，出窑，一道道工序紧张而有序。当然，这些都是抽空闲或请假做，主要精力还是上生产队出工种地。
做瓦的过程，于孩童倒是有不少乐趣。看到瓦匠师傅把一地泥巴变成高大的泥山，再变成四棱四方的泥墙，再变成圆圆的瓦桶，再变成薄薄的瓦片，很是好奇，也总想动手尝试，但常常招来瓦匠师傅的呵斥。这不要紧，泥巴却是可以尽兴地耍。
做瓦除了费力费心，最担心的是天气突变。白雨（阵雨），大雨，暴雨，对正在做瓦的人家都是灾难。每次大雨将至，就会发动一场“抢桶子”的突击战。左邻右舍，大人小孩，只要拿得动一个瓦桶的都会出动，将晒在地上的瓦桶泥坯搬到能避雨的干处。但还没有变硬的那部分瓦桶无法搬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雨淋倒，淋垮，再次变回一堆稀泥。如果雨来得太急促，或“抢桶子”的人手不足，也会有部分干硬的桶坯被淋坏。记得我家也遭受过几次这样的损失，每次母亲都会伤心大哭一场。
瓦匠一边做瓦坯，父母就一边抽空砍烧瓦的柴。这柴有专用名称，叫“瓦窑柴”，连枝带叶，捆成一捆一捆地。
烧瓦是个技术活，全靠掌窑师傅看火侯。火嫩了，烧不过堂，比泥坯好不了多少；火老了，瓦就变形，虽坚硬如铁，却也成了废品。我家其中一窑瓦就有部分烧成了坚硬但无用的“猪耳朵片片”。
烧瓦对小孩最有吸引力的就是看“提青火”，因为看起来有些许神秘。窑内的瓦坯煅烧到一定程度，就将窑口用泥土覆盖，这叫“演毛火”。再继续煅烧一段时间，将覆盖的泥土掏几个洞，然后在洞上点火。只要能燃起火焰，瓦坯也就煅烧得差不多了。掌窑师傅就是根据火焰的颜色、燃烧程度来判断火侯。
烧过两窑瓦，我已经五岁。
父亲在林子里砍伐了一些木料，运回来后一部分架在茶蜡树上晾干。顺着木料搭建的桥梁，我有时会爬到茶蜡树上，尽管会遭到大人的呵斥制止。
家里陆续来了木匠、土匠，开始建新房了。建房的方案是紧挨着茅草房，筑两大间土墙（坯）房，用烧制的青瓦盖顶。这对经济拮据的家庭，是从茅草房过渡到瓦房的最优方案——花费最少，用时最短，省去了木架子房后期装修的耗费、工期及麻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修木架子房要耗费更多的木材，树木都是集体所有，大队不给批手续。即使修土墙房所用的这些木料，也是父亲费了不少口舌，交了一笔不菲的山价款换来的。
修建土墙房也怕下雨，选择好天时尤为重要。那年代啥都匮乏，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彩条布、薄膜之类的防水材料。若建修中途碰上雨天，只能用茅草做成的“茅扇”遮盖，效果却不佳，轻则泥墙倒塌，重则伤及人命。当地就曾有过这样的惨例。
幸好，我家修房碰上了好天时，连续半个月的晴天，两间“丈八顶九”的土墙房已是平地而起。就在“齐檐短水”（房屋顶盖完工）的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多年后母亲时常说起这段“好运气”，我便记住了。
那个雨天，我们一家四口搬进了新房。
（四）房后的茶蜡树
这时的茶蜡树，已在新房的后面。
说是新房，其实还只是顶上有瓦盖、四周有墙壁的土堆，门、窗、楼、干壁（隔断）都还没有，满屋都是一股泥土的腥气。
对当时的父母来说，能有这样一座新房，已是了不起的成就。毕竟，大多数人家还住在茅草房里，哪怕是土墙的瓦房，也比茅草房好上十倍不止。
那几年里，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劲风也逐渐吹进了这个深山小村。在今天看来，这场伟大的变革无疑改革变了国家的命运前途。但在当时，首先改变的是农民自身的生活境况。
父母的勤苦耐劳在乡邻间本就颇有口碑，包干到户后更是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用起早贪黑、顶风冒雨来描述他们的劳作，已不是修饰，更不是夸张，而就是事实。多少个晚上，他们借着月光给包谷地薅二道草，直到半夜三更；多少个雨天，他们在山林里采荃菜、找药材，一身湿透，只为增加一点收入；多少个盛夏，母亲中暑倒在地里，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勤劳换来了回报，从此以后，虽是粗粮糙饭，我们再也没饿过肚子，偶尔还能接济一下更困难的人家。
接下来的几年里，便常有各色匠人到家里做工：改木料，铺木楼，打干壁，做门窗，做家具。技术含量不高的活路，多是由父亲自己做，比如编竹楼、上细泥。土墙房建好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需要抹上一层用麦草渣拌和的细泥，这样看上去耐看一些，也能糊住土墙干裂收缩产生的大裂缝。父亲做这些就有些毛糙，仅在屋内楼层以下及面壁部分地方胡乱抹了一下，好不好看也就不顾及了，母亲也因此常常数落这事。
几年后，又在土墙房两侧分别扩建了一间木架子的“转角”和一间“小二间”。转角就成了日常起居的火房、厨房，而“小二间”一直没有装修使用，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直到拆除。
慢慢地，这家也终于像个家了。
我七岁时，该上小学了，那年村上的学校却不招生。于是在这土墙房里，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父亲上过一年私塾，又上过几年小学，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大学》《中庸》之类的旧书，也会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先一年已上学的二姐的课本就是识字教材，洋芋、红苕、包谷、核桃、板栗就是学算术的教具。
到我八岁正式入学时，一年级的课本除拼音外，汉字已能全部认过，100以内的加减法也会了。因为父亲的启蒙教学不是按教材的进度来的，而是尽他所能，尽我所需，在这个阶段该学的拼音还没会，不该学的乘除法倒是会了一点。
我的童年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流逝。茶蜡树上读书、玩耍，茶蜡树下放牛、嬉闹。农家孩子的童年不仅只有上学和玩耍那么单调，还有煮饭、洗碗、砍柴、扯猪草这些杂事，还有庄稼地里除了耕地外的所有大人干的那些农活，还有四山遍野采荃菜、找药材凡是能挣到钱的种种。粗略算一下，我找过的药材有十几种。
童年的辛劳其实也不算多大一回事，甚至会成为往后一生的宝贵财富。我的童年却多了一段不愿触及的伤痛。
我小学毕业那年，患有心脏病的二姐离开了人世。这对我们一家的打击是空前的。母亲哭得几次晕厥过去，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父亲失声痛哭。从那以后，母亲便经常犯“气毛病”，父亲也常在不经意间一声哀叹，半年间满头的黑发变成了白色。
十几岁的我还不知道怎么从言语上去安慰他们，只默默用行动为他们分担一些负担。凡是家里地里的活路，我都全力去做，甚至有些已超越了我的年龄和体力承受的范围。至于学习上的事，根本不需要他们操心。因为我想，只有用自己的出息，或许才能聊以慰藉他们饱经磨难的身心。一段时间里，我也倒是真成了当地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上初中后，我学会了做笛子、吹笛子。父亲砍回来一大堆木竹子，原本计划用来编那间空置的“小二间”尖壁，却不知何故一直没有编。我就从那堆竹子里选取合适的来做笛子。一支不满意，就重新做一支，前后也不知做过多少支，反正一堆竹子里可选用的都用完了。
暑期的傍晚，我时常爬上茶蜡树，坐在树杈上，反复吹奏那几首熟悉的歌曲。有时，也随心所欲地吹奏一些杂乱的音符。吹得无聊，就靠在树上，仰望头顶的星空，眺望远处的群山，憧憬不可知的未来……
（五）房前的茶蜡树
读高中，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与茶蜡树相伴的时日愈来愈少，每次回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始终是它的身影。
时光易逝，岁月沧桑。树还是那棵树，并不见它老去多少。而人却在生老病死，更迭变换。当年在树旁搭建茅屋的父母已悄然老去，茅屋内出生的我也已人到中年。
这些年，随着工作地点变换，几经周折，最终在巴城落脚。
乡下左近的邻居都陆续将原来的瓦房作了改建，拆除木板壁或推倒土墙壁，换上红砖墙，安上玻璃窗，铺上水泥地。当然，也有经济宽裕者直接另修了砖混的新房。
我家的老房却面貌依旧。父母年近耄耋，已无力再去操心这些事了。而我，由于精力和财力所限，对乡下的老屋，对住在老屋的父母也疏于看顾。从内心深处，更有将来要彻底离开这个地方的打算。
要舍却这个父母一辈子苦心经营的家，父母心里那道坎是必须要过的。与他们说过几回，搬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他们坚持要住在乡下，至少再住上几年。
那时的交通条件依然很差，从城里到老家正常情况下要6个多小时车程，中途还得换乘两次车。每逢节假日回乡下老家，让我们一家深受其苦，深受其累。
也许是不忍看着我们往返城里与乡间的苦累，也许是意识到终将有一天不得不随我们一起生活，父母终于答应进城。
进城那段时间里，父母不再为包谷栽密了洋芋种稀了而争吵，不再为猪狗鸡猫的吃食而忙碌，不再为天干雨霖的天气而忧虑，不再为烧柴用水的琐事而愁闷。
或许在年轻一辈看来，这是老有所养本该有的状态。然而，时日渐久，问题也就出来了。
父母在城里没有熟人，又不会打牌下棋跳广场舞之类的娱乐消遣，除了天晴到外边转一转，大多数时间就呆在家里。坐在沙发看电视，要不了三五分钟就昏昏睡去。晚上却总是睡不着，一者白天睡得多了，二者不习惯城市各种喧嚣嘈杂。母亲用惯了乡里的柴火铁罐，对电器燃气也总是显得茫然无措。
虽然他们手上的老茧在逐渐退去，但精神状态反而不如从前。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乡里那个家的牵挂。下雨天房子是不是漏了，老鼠会不会把屋里的铺盖咬烂，可惜山上的板栗捡不成了，过年也吃不上自家的猪肉了……
临近春节，父亲的手臂不能活动，肩膀肿痛，吃饭穿衣都很困难。去医院一查，是滑膜炎。一生辛劳的他在劳累时很少生病，现在闲下来却又有了病痛。
开春后，天气渐暧，父亲病痛也已好转，他们提出想回老家住段时间。我把他们送回乡下，只带了几件随身衣物，说好过不久就接他们回城。
后来回城的事却一拖再拖，他们说干脆等过了热天再进城，城里太热，正好山上凉快。
回到乡下，已错过了栽种包谷洋芋的季节，他们种了一些蔬菜，陆续又养起了猪鸡猫狗。再叫他们进城，就有了太多牵绊，又脱不开身了。
借助脱贫攻坚的强劲春风，农村公路硬化开始向边远末稍延伸。经过我家的公路也硬化了，就从茶腊树下过。
通了水泥路，交通大大改善，我回乡下的时候也就多一些。每次回去，看到父母整天忙忙碌碌，手上又长起了老茧，还有大大小小皴裂的口子，而精神状态似乎比在城里时更好。
沉下心来，我就思考这样的问题：年迈的父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哪种方式更适合他们安享晚年？原以为从乡里搬到城市，让他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是儿女能给予父母最大的孝敬。而事实似乎并不如此。或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充实，或许团转四邻相互串门“打广子”的融洽，或许一生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或许乡村天宽地广无拘无束的环境，这些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据我所知，像我父母一样跟子女进城后因不能适应，去而复返的并不是个例。乡村的一切已经融入他们这一代人的血脉和生命，再也无法轻易地割舍。不要用宿命论归结为他们命该如此，只是一生的习惯已成为不易逆转的规律，而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改变或替代。
而且，每年有数以千计来自重庆、成都和周边城市的退休老人，都会在夏季来到我们这个山乡度假避暑，“通江空山坝”已成了巴中一张康养胜地的名片。他们本是城里人，却宁愿舍弃城市生活住到乡村来，那本就是山里人的我们，又何必舍本逐末？
从城市再回农村，若论生活条件，或许是一种退却，而论环境心境，又何偿不可视作一种“进”？
于是，我不再为父母不肯进城而纠结。甚至，开始思考自己退休之后，是不是该重返乡村，或许这才是晚年最好的归宿。
然而，过于简陋的住房条件却是必须面对的难题。虽然父母一再说不知他们还能住多少年，能将就就行。其实我明白，父母是因为这些年见我已被几次置房拖累得财尽力竭，不想再给我增加压力和负担。我从他们对邻家改建或新建住房的赞叹中，深知他们对住上舒适房子的期盼。而且，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在那样的环境里将就着度过余生。
原有房屋基础太差，已没有改建的必要，新建是唯一的选择。建房过程的艰辛无需赘述，经历过的自然能够体会。若干年后，我会给后辈说，这房子是我自己设计的，这顶盖是我自己动手弄的，这栏杆是我自己买模具做的，这前后院坝和水泥路是我自己铺的，这花草树木是我自己从山上挖来栽的……虽楚酸，却也自豪！
最值得欣慰的是，我看到了父母的舒心愉悦。
如今，茶蜡树又到了房子的前面。新房的坐向由原来的坐南朝北改为坐北向南，更显向阳一些。
房子上装了摄像头，在城里可随时看到父母的活动。套用个时髦的字眼，也算是我们在外打拼的晚辈对留守老人的“云守望”吧。
当然，我也能看到房前那棵茶蜡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