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三李”指清代初期李蕃及其长子李钟壁、次子李钟峨父子三人，祖籍陇西，其远祖李继颜官至洋州刺史，在唐僖宗时以平寇有功而封侯，食邑始宁郡。始宁即后来的通江。到李蕃这一代时，已历七世，生活年代在1621年至1749年之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康雍乾”时代是清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鼎盛时期。李蕃生于1621年，卒于1694年，享年73岁；李钟壁生于1658年，卒于1737年，享年79岁；李钟峨生于1661年，卒于1749年，享年88岁，父子三人皆算长寿。李蕃在顺治十四年中举人，康熙九年选任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知县，为官清廉，治民以仁，但受诬陷身陷牢狱，黄县上万民众为其鸣冤叫屈，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件；李仲壁在父亲蒙冤入狱后只身一人奔走京城，叩击登闻鼓为父鸣冤，在康熙二十六年中举，选任广西平南县令，因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升任刑部督捕清吏司主事，例授承德郎，御赐麒麟；李钟峨在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康熙五十六年任提督福建省学政，雍正元年升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故有乾隆皇帝老师之说），钦点广西乡试正主考，诰授中宪大夫，雍正五年升太常少卿加二级，在翰林院供职22年。
“三李”学而优则仕，不仅是“康雍乾”时代有名的清官，还具有“出仕以行道”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其文学造诣亦很深厚。分别著有雪鸿堂《雪鸿堂》（李蕃）、《燕喜堂》（李仲壁）、《垂云亭》（李仲峨），以各自的书斋名命名，皆独立成卷，但两个儿子以其旨在继承先父之志，又统以《雪鸿堂文集》命名。后世一些文人因对其为人为文甚为推崇，纷纷对《雪鸿堂文集》予以评述。清乾隆年间，《雪鸿堂文集》载李蕃所著诗文18卷，收入《四库全书》中，李仲壁所著诗文4卷、李仲峨所著诗文2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雪鸿堂文集》全书于国家图书馆等有藏本。201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统编取名《雪鸿堂文集标注》，收录李蕃著《雪鸿堂》、李仲壁著《燕喜堂》、李仲峨著《垂云亭》三部分，皆由序、记、论、辩、考、说、解、拟、传、赋、疏、赞、颂、铭、跋、问、记略、随说、乡语、启、尺牍、祭文、墓志及古体诗、正体诗等构成，涵盖经史子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尤以《雪鸿堂》为最多，达二十余种，且每集前皆有后人评语其作品的序和传、题释等，反映了“三李”父子非常渊博的知识和学养。《雪鸿堂文集标注》是巴山蜀地文化资源中重要的著作，是通江、巴中本土文化名人中著述最丰、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特别是父子关系家族式的成文风格、水平、成就，算得上唯一。
一、对历史人文事件的记叙
《雪鸿堂文集标注》中，父子三人有很多诗文涉及到家乡通江及巴中、阆中等地历史沿革和山水景物，涉及到外地游历、工作和生活的的亦有不少。尤其是记叙家乡历史和描写家山水景物的诗文，除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外，还有很高的史志价值，是通江、巴中本地文化名人为家乡留下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1、对巴中和通江历史沿革的记叙。李蕃著《雪鸿堂》卷一《通江县老建置序》：“巴为三十六郡之一，地属千八国之封，均名宕渠，列在两汉《班史》，纪十一县。”李蕃曾编撰《通江县志》，对今通江的沿革则记述得更为完整：“若《唐志》为壁州，为通江，为广纳，为符阳，为白石，为东巴，即隶壁州，今亦皆邑之境内也。”“县本壁州，属县六，符阳、白石、始宁、广纳、诺水、东巴牟。”李蕃除编修《通江县志》外，在黄县任职时还编修了《黄县志》，对史志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如何编修史志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史本于志”，“凡一代之礼乐、刑政、山川、人物、户口、关梁、租赋、治乱史之而必据”，所以修志“必取之于其地之贤达多闻者”，并认为“作志之难，大有八端”，即志物产、胜览、士女、城垣、人物、节孝、艺文、清议八个方面难度大。
2、对通江山水名胜景物的描写。“李蕃《雪鸿堂》《家庭十一则》中对其家乡芝坪（即今通江县兴隆乡紫荆村）的描写“芝坪者，余世居宅也。地产灵芝，五色陆离，称佳植焉，先祖手植桂树二株，自祖即世，桂忽枯死。越次年各发一枝，亭亭有干霄势。”还有一篇《石钟山记》，即今唱歌乡龙池山，他描写其山“山形如覆盘，或如覆铛。”在今天实地看来，颇为形象生动。李蕃《诺水歌》：“壁山之高高千尺，山下江水清于碧。山高水清足鲤鱼，好买鱼舟渡朝夕”，运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静中有动，写出了诺水的神韵。李蕃还写有《通江八景》，有《壁山春望四首》《嘉佑寒泉四首》《龙潭马迹四首》，歌咏了“壁山春望”、“龙潭马迹”、“西东松风”、“铜山夜雨”、“嘉佑寒泉”等“通江八景”。
3、对巴州文化遗迹的描述。李蕃《雪鸿堂》：“贵治之南，有章怀太子墓，年少时赴试阆城，曾过其地，见神道精严，翁仲成列，而墓地开阔，樵苏禁厉，所以松楸无恙，灵爽科存，人故载之州志，为陵墓之一。”《与巴州守周希尧书》：“行过墓前，见碣石颠踣，而践覆不禁。”前一段是李蕃年轻时去阆中参加考试，第一次路过巴州，对城南（现南坝太子路）的章怀太子墓的记叙，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清初时，当时的章怀太子墓还是“神道精严，翁仲成列”的景象，而且是禁止在墓地砍柴割草的，所以松树等树木很多，还有很多的动物，但他第二次去时，却看到墓地遭到了破坏，所以，他给时任知县周希尧写了封信，提出保护之意。
二、对作者个人文章及政绩及心境的述评
《雪鸿堂文集标注》中有很多文章，结合“三李”的经历和政绩，对“三李”进行描述、评说，从评述中可以得出结论，“三李”又特别是李蕃的为文、为人、为政皆优，无不受到后人的尊崇。
1、评论文章文风和文化精神。“三李”父子“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作之丰，不让苏氏一门”。将通江“三李”与眉山“三苏”相提并论，我们概不说这种并论是否准确，但也反映了其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德州人孙象评《雪鸿堂集》序（二）“其书包罗宇宙，贯穿经史”，“四十年来每内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而未尝赫然有盛名于时”。“对《雪鸿堂集》，予读之，而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甚得《春秋之义》”。评李蕃文章：“予友李子锡征，质直能文，实予蜀之通材也。”“李子不以官传，而以文传，可以无恨矣。”这里，作者从书的内容之广泛、文情之并茂对《雪鸿堂集》给予极高的评价，并认为李蕃是“能言之士”、“蜀之通材”，同时表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道理。李蕃的文章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皆关注民生、道德伦理，为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文章能“适用”，非其他一些文人的夸夸其谈的文风能比，这也是后世很多文人对他推崇的主要因素。清代文坛大宗王掞评价李蕃《雪鸿堂》开篇之序（一）鲜明指出：“文以载道为上，其次则莫若适于用。”在该序中，作者评论了蜀中文化名人司马相如、杨雄及苏询、苏轼、苏游之文，认为他们的文章“謟而不适于用”、“夸而不适于用”,“三苏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为文，独老苏氏人适用为主”故“蜀人之文，其适于用者，莫若老苏氏”，原因在于，“读其文，可以知其政，如《过秦论》《战国策》等。这里，作者鲜明地强调文学功利的、适用的、教化的一面，文家各有所慕，“或女子浮化，而不知其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其要约。”这种写文章“有用”的观点，是一种求是创新、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的体现，与我们今天倡导的融于生活、扎根土壤是一个道理，仍然有借鉴意义。
2、记叙为政功绩和人品口碑。“三李”之中，以李钟峨为官时间最长，达20多年，且仕途顺利，且官至太常寺少卿，部院大臣。李钟壁为知县七年，李蕃为知县九年，均不算长。李蕃在康熙九年获任黄县知县，在任九年间，积极整顿厉治、解困民生，深受百姓拥护。康熙十八年，黄县有一夫妇被杀，李蕃如实以“奸杀”上报登州府，登州府派来的副职李某接受重金贿赂，私嘱李蕃”鬻狱”，李蕃严词拒绝，李某亲自提审犯人，密改供词，定为“盗杀”，并以失律罪诬陷李蕃下狱，被逮时，县城百姓号泣，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件由是发生。《通江李锡征赞》，“然而佳绩美政，具有口碑。如革敞、规偿、恤民、训士，则两汉循良纪绩，不是过也。”高度概括了李蕃从政的功绩，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李蕃的认可。对“黄民哭狱”事件的记叙，《雪鸿堂文集标注》收录了很多文章，多是后代文人墨客的，非“三李”本人的自传，这反到体现了“三李”本人的的人品和后人对此事件的认知。江苏长州汪伤序（三）：“空一县人哭送，遮行数十里”，“黄人又走三千里，伺候狱门者，日百十人”。福建龙岩吴琏序（四）“闻其去黄之日，民遮道号哭，裹粮千里，日伺候狱门者以千百计”。山东黄县姜其垓序（八）：“而黄之父老子弟，哭失声而送者万余人，绕行数十里，垂其道左，伏能起者，尚数干人也。”以上简明但不失生动地描述了“黄民哭狱”事件的情景，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安徽休宁赵吉士序（六）：“李君绮岁以文章得官，其宰黄也，黄之民莫不颂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吁而请救，日数万人。海内知君者，莫不以君为无惭廉吏。”
3、表达个人内心的感受和对后人的教诲。李蕃一生坎坷，多有愁苦，如他的诗《馆内城，步吴天章韵，呈陈内翰》：“作客困京华，裹足不能去。吾尚二三子，落落风尘雪。斗室坐喧然，愁容欢若壁”，抒发了对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心情。更有象《书怀》这样的诗：“读书必定绝将迎，不取繁多只取精，事业升沉从转轴，文章高下任持衡。……浊酒一杯谈世事，胸中五岳未能平”，鲜明地表现了他读书、为学、做事的态度。又《在狱中题诗》中写道“渔中唱残霜，雅归带夕阳，小楼人独倚，好景同相望”，愤然中又显积极向上的力量。李仲壁迎父归乡，看到几经起落后家徒四壁，写道“此中疑是沉沦客，高卧京戏鸟东没西”。在《示作十二则》之五中写道“凡暑中几案，有出我自置者，有百性共用者。要吾所置，亦出自百性耳，俱宜爱惜。”，又如李仲壁著《燕喜堂》中《朝饥示子聿》，以五首七律组合，以“饥”起韵，各首诗结尾为“固当此事属男儿”、“渺见何须诧小儿”、“何须果腹羡庸儿”、“笑讪由他轻薄儿”、“放下心头这个儿”，表达了对儿子知饥寒、求奋进的愿望。
三、对历史人物或文章的评论
李蕃史学功底深厚，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独到的评价，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他的治学态度对今天我们研究历史，理清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分析人物复杂的背景环境和情节状态进而得出准确的结论都有帮助和启发。
1、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李蕃《雪鸿堂》之《陈胜论》：“为天下者，不患功之不成，而患威之不立”，“吾所以读陈胜之传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李蕃在文中通过对陈胜口号、策略，将相的任用及地方豪强势力的处置等多方面深入剖析，说明陈胜不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胸怀与才能，认为陈胜是“乱天下者，非取天下者”，所以不能成功。他认为，取天下者，要具备四方面的素质，即志向救民、知人善任、纪律严明、把握胜算，而陈胜“无一焉”：无大志，不知人，短计谋，且其起义动机志在个人富贵、非为天下百姓，其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但也有历史功绩，“不失为丈夫”，对他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周公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圣人”，但李蕃在《金滕论》中，通过分析西周初年的历史，揭示了其作为政治家“揽权”的另一面，认为其举“流于知术”，“有为后世乱臣贼子效尤之忧”。对西汉帝王刘邦以及“焚书坑儒”等历史人物和事件也多有评说，通过考证，认为有些记载是不准确的，进行了纠正。
2、对前辈文人作品的指正。李蕃的为文除了实用主义的观点外，对文章用词用语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论诗文十七则》提出“文章怕空疏，又忌填砌”，指出文章不能只顾堆砌词藻，以致语言板滞，并以《战国策》为例，“简而确、华而不靡、妙喻而中、长言而宕、无填砌饾飣之病”，是“文势、笔势”的范文。又举《前赤壁赋》中最能表现作者“沉郁顿挫、曲折绵密”文风的怨、慕、泣、诉四字，说明“语言不取直白、而重形象描绘，重情景暗示，从而达到深沉隽永”。李蕃对杜甫十分敬重，但并不以为杜甫是诗圣就只是“随意欣赏”或“盲目推崇”，而是读杜甫诗作后，产生联想感慨，拈其文字、文句进行评论，“吹毛求疵”地拈其不当之处。在《雪鸿堂》中有《读杜》一章，共收录他对杜甫诗歌的短评611篇（则），是在读杜甫诗作后，或联想，或感悟，或议论，或总体评述。如在《九日登梓州城》评论中认为杜诗“朝廷醉眼”中，“朝廷”应改为“乾坤”为好，因为“朝廷”与“醉眼”不搭配，而“乾坤”更为贴切，表明自己的见解，也表现了其善读书的求实钻研精神。
（发表于《巴中日报》，获巴中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